20余所学校、400多名教师，在闵行这所学校沉浸式学习了一天……

今年是(shì)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，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的抗战(kàngzhàn)历史(lìshǐ)遗迹。在“寻访上海抗战遗迹”系列稿件中，我们以建筑为线索来到历史现场，回望80多年前(qián)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。 《风云儿女》的(de)拍摄地是今天的国歌展示馆(zhǎnshìguǎn)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田汉住在山海关路，聂耳在霞飞路(xiáfēilù)家中完成谱曲。金城大戏院（今黄浦剧场）是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，首映后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了，这个旋律从(cóng)上海出发，传遍了抗日战场。如果有一条行走线路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(qǐlái)，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(dànshēng)的完整故事，苏智良说道。 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(cāngkù)抗战(kàngzhàn)纪念馆，游客们从各地来此驻足参观，透过(tòuguò)西墙上保留的弹孔与纪念馆内(nèi)的史料图像，去想象1937年淞沪会战的悲壮场面。身为上海历史(lìshǐ)的研究者，苏智良教授谈到上海的抗战旧址，表示四行仓库曾是重要的战场，也是历史记忆上不可替代的坐标。 上海(shànghǎi)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苏智良回忆，“我戴着安全帽去施工现场(shīgōngxiànchǎng)看过。展陈(zhǎnchén)设计得非常出色，尤其是根据历史照片在西墙复原的(de)大小弹孔。”从苏州河边看去，西墙上的弹孔与炮痕历历在目，坦然(tǎnrán)地向人们讲述那一段历史的存在。 在苏智良的心目中，上海还有更多的抗战(kàngzhàn)遗址可以被发掘和保护。 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中接受(jiēshòu)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散落城市各处(gèchù)的抗日遗迹 “上海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，留有(liúyǒu)大量的遗址。”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，苏智良指出(zhǐchū)，这些抗战旧址大致可以分为几类(jǐlèi)，包括发生过战斗的地方、难民安全区、集中营，以及承载了革命文化的建筑与名人故居(gùjū)等。这些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处，如果将它们连接起来，八十多年前战火(zhànhuǒ)中的上海将会在眼前浮现。 “日本(rìběn)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它昔日的(de)历史 虹口区的四川北路2121号曾是“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(lùzhànduì)司令部”旧址(jiùzhǐ)，1937年8月14日，张治中率军进攻10天，仍未能攻克。如今，这座五层楼高的钢筋(gāngjīn)混凝土大楼建筑(jiànzhù)看起来已经无声融入了城市的日常生活，墙边的一块建筑铭牌仍然(réngrán)提醒着人们它昔日(xīrì)的历史，苏智良说，对比战时拍摄的照片，曾经的瞭望台现在只留下(liúxià)钢骨架子，此外保存完好。“在罗店、杨行、真如、杨树浦等地方还有很多(hěnduō)像这样的旧址。”在苏智良看来，作为战争的见证和物证，这些承载着痛苦记忆的建筑也应该被保存下来。 霍山公园内立着一块题为“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”的中(zhōng)、英、希伯来(xībólái)三种文字纪念碑。 上海抗战期间曾(céng)有两处(liǎngchù)大型的难民安全区。一处是以霍山公园为中心的无国籍难民收容区，二战时期，曾有三万犹太人在这里避难。 在城隍庙大殿避难(bìnàn)的难民 而在上海城隍庙地区，还有(yǒu)另一处不太为人所知的安全区。苏智良告诉记者，1937年(nián)(nián)11月，在今天人民路与方浜中路连接的地方，法国人饶家驹建立(jiànlì)了一个难民(nànmín)安全区，一直到(dào)1940年6月30日，这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(qūyù)建有130个收容所，前后保护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。今天，从城隍庙的山门走进去，右侧有一块“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”。2017年，纪念碑在苏智良的提议下设立(shèlì)，而在《上海拉贝：饶家驹》一书中，他记录了这个难民区的历史(lìshǐ)和重要意义。二战时期，南市难民区的成功模式推广到了南京、汉口、广州，乃至法国、德国，并最终推动了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的订立——该公约确立了战时平民保护原则(yuánzé)。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(jìniànbēi)。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图 “有(yǒu)196个(gè)国家签订了《 第四公约》，其中包括(bāokuò)我们中国。所以在上海曾有大量的收容所，譬如梧桐路的天主教堂、城隍庙的大殿、福佑路清真寺、人民路小世界游乐场，其中比较好的建筑都被保留了下来，但一般的市民不太知道。”苏智良认为，今天的人们也应该去了解(liǎojiě)这些散落(sànluò)于城市中的抗战历史。 除了(chúle)安全区和收容所外，触目惊心的集中营也不容遗忘。“我们做过一个调查，日本军队在(zài)上海建立了20多个集中营，关押(guānyā)战俘、外侨等，这些(zhèxiē)往往都是著名的建筑(jiànzhù)，譬如徐家汇圣母院（今上海老站列车餐厅）、上海中学(zhōngxué)的龙门楼——它的主楼曾是上海最大的日军集中营。市西中学、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、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——曾经是日本的宪兵队(xiànbīngduì)司令部大楼，关押了很多盟军战俘。”苏智良说(shuō)，这些重要的建筑仍在，但是其中的历史却少为人知，“是不是可以多花点功夫，把这些故事传到年轻人的耳朵？” 金城大戏院上映《风云儿女》时的(de)广告 建筑从不同维度勾连出上海(shànghǎi)的抗战史。苏智良指出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(wényìzuòpǐn)在上海诞生，这些(zhèxiē)作品的诞生地，也应该被视为上海抗战史的一部分。 “大家都知道(zhīdào)《风云儿女》这部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，它的拍摄地是今(jīn)天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是田汉，他的故居(gùjū)在山海关路(lù)。夏衍对这个剧本进行了修订，现在夏衍故居纪念馆也已经开放。聂耳当年住在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1258号），看到《义勇军(yìyǒngjūn)进行曲(jìnxíngqū)》的歌词非常激动，所以就在淮海西路的家中完成了谱曲。在百代公司，袁牧之(yuánmùzhī) 、金山等七人小分队共同努力灌制了第一张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唱片。” 苏智良说，如果有一条城市(chéngshì)行走路线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，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故事。“金城大戏院（今黄浦(huángpǔ)剧场）是当年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，首映三天后，很多市民都(dōu)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了，‘七七事变’以后(yǐhòu)，这个旋律从上海(shànghǎi)出发，传遍了抗日战场。” 百代小楼(xiǎolóu)位于徐汇区衡山路811号，是(shì)一幢砖木结构的法式小洋楼，1921年，法国东方百代公司在(zài)此设立唱片厂，开启中国首条唱片生产线。2021年5月(yuè)，百代小楼经过全面修缮后正式对外开放。2025年4月30日，在《义勇军进行曲(jìnxíngqū)》首次灌制(guànzhì)90周年之际，百代小楼作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灌制地纪念馆完成全面展陈升级，正式向公众开放。在整整三层的纪念馆里，不仅讲述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诞生，还介绍了中国流行音乐与唱片文化的发展(fāzhǎn)。 “我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，它(tā)也是凝固的历史”，苏智良认为，百代小楼完好地保存并展示了自己(zìjǐ)的历史。 而在嘉定西云楼，按原貌迁建的杜公馆(gōngguǎn)也是一座与抗战史有关的纪念馆——淞沪抗战时期，杜月笙担任中国(zhōngguó)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(fùhuìzhǎng)，成立了战场救护队和急救队，还为淞沪抗战的中国伤兵提供了救助。始建于1926年的杜公馆原址坐落于黄浦区(huángpǔqū)宁海西路236号，2000年，因修建延中绿地(lǜdì)，原址拆迁(chāiqiān)。“当时有有心人把(bǎ)杜公馆买下，把每一块砖、每一个木梁都编号记录下来，在嘉定重新恢复建造了一个西云楼，里面的陈设完全是按照原样。”苏智良说。今年4月，西云楼杜公馆已正式(zhèngshì)对外开放。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(jìniànguǎn) 上海也曾是二战时期情报站的(de)中心城市，许多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就(jiù)隐匿在今天的城市建筑里。例如位于(wèiyú)静安区武定路上的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，向公众介绍了抗战中的隐蔽战线。在山阴路的鲁迅故居附近，有一处尾崎秀实(xiùshí)旧居，他曾在上海帮助掩护了许多中国左翼人士。1930年1月，被誉为“红色(hóngsè)谍王”的佐尔格来到上海，为共产国际搜集情报。“他第一个住的地方是华懋饭店，现在的和平饭店北楼，后来到了西藏中路上的青年会大楼(dàlóu) ，在这幢楼里(lóulǐ)有过(guò)许多故事。佐尔格也经常去尾崎秀实那里和他们讨论(tǎolùn)，甚至于住了下来。一位叫张文秋的女干部配合佐尔格工作，她最隐秘的一个据点是在武康路333路，那是一个别墅区，里面有佐尔格小组最隐秘的电台……”若是跟随(gēnsuí)苏智良潜入抗战的历史，或许(huòxǔ)会发现，平时路过的建筑里都有跌宕起伏(diēdàngqǐfú)的过去。 在苏智良看来，上海还有很多值得建成纪念馆的(de)(de)抗战遗址。“比如能不能考虑(kǎolǜ)在上海南市找一幢房子，去讲述上海安全区的故事？”他说，在安全区的背后，不只是饶家驹，还有各方(gèfāng)人士的合力，讲述安全区的故事，也是讲述这些人的努力和心血——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。 留下“上海安全区(ānquánqū)”的战争口述史迫在眉睫 谈到上海安全区，苏智良的(de)脑海中又浮现出很多人物(rénwù)，“当时江苏省委全力协作饶家驹(ráojiājū)(ráojiājū)救助难民，其中有女特工黄慕兰、地下党员潘大成——他是饶家驹的学生，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，还有后来担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、担任上海市委书记(shūjì)的陈国栋也参与了安全区的工作。” 2015年，苏智良教授与电台记者(jìzhě)金亚采访(cǎifǎng)98岁的周克先生，了解地下党参与上海安全区的往事。 周克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(wěiyuánhuì)第二任主任，为安全区的营救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。2015年，苏智良去(qù)采访过他。2020年，103岁的周克在(zài)上海去世。如今仍健在的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，在苏智良看来，当务之急就是用口述(kǒushù)史的方式去记录他们的故事。 “10年前，我们团队(tuánduì)就寻找到十几个上海安全区的(de)难民，最年长的90多岁，最年轻的也有80多岁，那时他们讲述了被救护的故事，10年以后，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了。”苏智良呼吁，应该(yīnggāi)在保护(bǎohù)上海“南市(nánshì)安全区”历史建筑的同时，及时保存难民幸存者的口述实录等珍贵遗存。“比如地方志办公室、党史办公室、各种文化事业的文物研究所等，可以去寻访一些老上海抗战(kàngzhàn)的幸存者，看看他们能不能讲述一些抗战的故事，把这些记录下来。”苏智良说(shuō)，这些口述记录可能是一个(yígè)人的故事，也可能是一个企业、一幢房子的故事。 苏智良是(shì)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。从1991年开始，苏智良和妻子陈丽菲教授在全国范围内(nèi)系统(xìtǒng)研究并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群体，为仍然在世的老人们记录口述史。 “有限的(de)档案不可能记录大量(dàliàng)的人生(rénshēng)故事。有些历史(lìshǐ)的细节，随着当事人的离去，可能就淹没了。所以过去，我(wǒ)采访过好多这样的人。”苏智良认为，收集这样的资料迫在眉睫。他还曾采访过参加了“东京大审判”的中国代表团成员、当时担任(dānrèn)助理检察官的高文斌。“大约20年前，我和我的学生去采访他，记录了当时他从上海被遴选到东京的过程，讲述他如何工作、如何寻找证据，铁板钉钉地(dì)把那些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。”苏智良说，高文斌是当时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位，也(yě)是最后一位“东京大审判”的全程亲历者，2020年，99岁(suì)的高文斌在上海去世。 上海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(zhòngyào)城市，审判地位于虹口区提篮桥监狱(jiānyù)。如今，这座曾经的“远东第一(dìyī)监狱”已整体搬迁至青浦青东农场，原址(yuánzhǐ)不再具有监狱功能。搬迁以后，虹口提篮桥区域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同时推动城市更新？苏智良认为这值得关注。 “我们通常说中国近代史多少(duōshǎo)次对外战争非常(fēicháng)屈辱，唯有抗战我们获得了胜利，所以这是(zhèshì)我们中华民族再度复兴的一个重要的起点。所以我们今天缅怀先人先烈，去寻访抗战旧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”苏智良说，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(bāshízhōunián)的今天，寻访抗战旧址，我们能从中汲取能量，更坚定地(dì)走向城市的明天。 澎湃新闻记者 钱(qián)雪儿 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